1936年中国武术震惊世界

陇原刀客    


    回首中国百年奥运之路,我们看到了艰苦与辉煌。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从多年的金牌“鸭蛋”到2004年的夺金榜上位居世界第二,山东画报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逸闻趣事》一书,以翔实的史料记录下这一段段鲜为人知的过程,记述了中华民族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百年情结。 
  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政府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希腊雅典的信函,邀请中国参加第1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大会(世运会),清官员不知奥运为何物,连信都懒得回。 
  1907年10月24日,天津举办第5届校际运动会,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办人张伯苓,趁此机会呼吁清政府成立世运会代表队。第二年,张伯苓又撰文吁请清政府主办世运会。1922年,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被聘为国际奥运委员会委员,此后国际奥委会又增加两名中国奥委会委员,他们是孔祥熙(1939年)和董守义(1947年)。1928年7月,第9届奥运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中国驻荷公使罗忠治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干事宋如海,代表中国出席了开幕仪式,但未派运动员参赛。 
  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召开,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当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国家内忧外患之际,中国与奥运一开始接触就发生了政治瓜葛。这年,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筹委会发函邀请中国派代表团赴会,但国民党政府却以中日关系紧张为由,决定不派队参加。此时,侵略东北的日本军方和伪满洲国抢先以“满洲国”名义报名,让东北大学体育科毕业的短跑名将刘长春和中距离好手于希渭参赛。 
  刘长春听到消息后,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说:“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是中国人,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伪满洲国报名参加奥运的行动,立即引发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的强烈抗议,在同仇敌忾的大目标下,张学良在1932年7月1日东北大学体育科毕业典礼上公开宣布:“刘长春、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代表中国参加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少帅慷慨解囊,拨出8000现洋给刘、于、宋三人作旅费,并要求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王正廷和副会长张伯苓,采取应变措施以阻止伪满洲国参赛。 
  决定参赛后,张伯苓急电奥委会,为刘、于补办报名手续,然而报名期限已过,于是王正廷通过外交途径和争取国际同情的方式,迫使奥委会撤销了伪满洲国的报名资格,以接纳中国代表团。刘长春和领队沈嗣良、教练宋君复从上海搭轮船先抵洛城,于希渭则因身陷大连,遭日寇软禁而未能成行。 
  刘长春等三人在太平洋上颠簸了23天才到美国,下船后立即赶赴奥运会场参加开幕式。领队沈嗣良为了“壮大行色”,临时拉了一名华人、一名韩国人和一名美国人加入中国代表队行列,由刘长春掌旗,沈嗣良殿后,宋君复与三名杂牌军充当团员,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事后,一名美国记者写了一篇《刘长春——代表四亿人口的唯一运动员》的报道,以嘲讽的口气质疑:“中国人也会跑吗?” 
  那一次,刘长春因舟车劳顿,身心俱疲,未能取得100米和200米的复赛权,但他的参赛,却为日后的炎黄子孙铺下了奥运坦途。

  中国武术惊奥运 
  1936年8月中国足球队首次出征奥运会 
  举世闻名的中华武术,是我国民间流行最广泛的体育项目。千百年来,中华武术对世界武坛尤其是亚洲武坛有过重大影响。 
  中国武术与奥运会的接触始于1936年,在柏林奥运会上,中国武术震惊了世界。1936年8月1日,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中国除派代表参加足球、篮球、田径、游泳等比赛项目外,还派了一个由九人组成的国术队到会表演。国术队成员由南京国术馆通过比武选拔,成员有张文广、金石生、温敬铭、林绍周、刘玉华(女)和寇运兴等。 
  在第11届奥运会上,中国参加比赛项目的各队成绩不佳,但国术队的表演却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队员们表演的器械和拳术娴熟敏捷、刚健优美、翻腾跳跃、虎虎生风,使外国人大开眼界,在整个柏林引起了轰动。德国人都以能目睹中国国术队的表演为幸事。 
  然而国弱被人欺,西欧国家一些参加奥运会的拳击手,对来自他们称为“东亚病夫”之国的中华武术队如此受人青睐,很不服气。 
  芬兰的一个拳击手给中国国术队下战书,指名要与队员寇运兴一比高低。这位芬兰人在体格上比寇运兴占优势,他狂妄地提出:如果不敢与他交手,中国国术队就得贴出海报,公开表示认输。这一无理要求激怒了中国国术队,更激怒了寇运兴。寇运兴说:“我个人胜负事小,为祖国争气事大。我决定和他比试,也有决心击败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经大会裁判处签订协议,二人当众比武。 
  比赛一开始,寇运兴运足内功,先发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将对手击倒在地。裁判宣布中方获胜。但到次日,大会裁判处却通知说:芬兰选手提出寇运兴不按拳击规则比赛,输赢不能算数。中国选手要求按他们认可的规则重新进行比赛,但对方却怕再次丢人现眼,不敢登台应战。 
  两天后,一名英国拳师又向中国国术队挑战,并且扬言,只用三拳就能把寇运兴打倒在地。为了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寇运兴毫不退缩,毅然应战。这个英国人个头更高,一身横肉,看来是个“大力士”。寇运兴琢磨,若和他硬拼恐难取胜,必须以巧、智取之。战幕一拉开,对方连珠炮般地发动攻势。寇运兴发挥中华武术闪、展、腾、挪的特点,避其锐气,伺机下手。斗了十几个回合之后,英国拳师已经有些气喘吁吁,锐锋渐减,而寇运兴仍然步伐灵活,沉着应战。当周旋到二十多个回合时,寇运兴故意卖了个破绽,对方求胜心切,以一个右勾拳猛向寇运兴打来。此时,寇运兴不慌不忙,右臂沉撩,格开对方右拳,迅速以右手剑指使出“仙人指路”的招数,点中对方的乳突穴。只听“哎哟”一声,英国拳师像堵山墙一样跌倒在地,呻吟不止。保健医生跑来抢救,查看全身并无伤痕,就是起不来。这时寇运兴走上前去,用剑指朝其太阳穴上轻轻一点,英国拳师才如梦初醒,坐了起来。他略一定神,立即起身溜下台去,惹得观众一阵哄笑。在场的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皆扬眉吐气,长时间鼓掌欢呼。 
  这一次表演和比武,奠定了中华武术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此后,中国国术队还应邀到法兰克福、汉堡等城市表演,场场受到热烈欢迎。 

  第一个取得奥运奖牌的中国人 
  在奥运会上第一个取得奖牌的中国人是台湾原住民杨传广,他在1960年第17届罗马奥运会上取得银牌,这是中国人在奥运会上首次实现奖牌“零的突破”。当时,杨传广是台北代表团成员,这一“零的突破”是在中国政府与台湾国民党政府双方激烈争夺奥运会代表权背景下实现的。 
  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行。由于某些原因,新中国正式接受邀请时间较晚,我国体育界人士对是否有必要派人参赛尚有争议。周恩来总理力主参赛,他指示:只要能让五星红旗飘扬在奥运会赛场上就是胜利,重在参与。 
  由于时间仓促,我国只派出了40人的代表团,当代表团到达赫尔辛基时,比赛已接近尾声。只有吴传玉参加了百米仰泳比赛,但是能将五星红旗升起在赫尔辛基奥林匹克体育场,就是新中国的骄傲。 
  1954年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50届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以23票赞成21票反对通过决议,接受中国奥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认。但与此同时,在以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为首的少数人操纵之下,却又将台湾所谓的“中华奥委会”继续保留在国际奥委会承认的成员名单上,企图搞“两个中国”。 
  为此,中国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发出抗议,要求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布伦戴奇却以“这是政治问题”为由,没有对中国的抗议进行任何表态。 
  为了维护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中国奥委会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并从1958年6月至8月间,先后退出了15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当时的中国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毅然辞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职务。在以后的二十余年里,中国都拒绝、也无法参加许多国际体育比赛。 
  我国政府的严正抗议使国际奥委会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并有所收敛。1960年第17届奥运会在罗马举行,台湾派出76人的台北代表团,而中国大陆未参赛。国际奥委会坚持台北代表团不得使用“中华民国”或“中国”的名称,必须以台湾名义出赛。国民党政府虽然很不愿意,但想到“亚洲铁人”杨传广必能夺得金牌或银牌,在请示最高当局后,台北体育官员林鸿坦手持“在抗议下”(Under Protest)布条入场,怏怏参赛。 
  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培养原住民选手杨传广,花了不少心血和金钱,送他到洛杉矶加州大学深造。大家都知道这个学校有两个十项高手,一个是黑人约翰逊,另一个就是杨传广。约翰逊长于三铁(铅球、铁饼、标枪),杨传广善于跑跳。 
  结果,杨传广在罗马奧运会上获得十项运动银牌。约翰逊以高其58分的成绩摘取金牌。虽然杨传广仅仅取得银牌,但是中国人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第一次获得了奖牌。 
  随着新中国国力的增强,各项体育运动蓬勃开展,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问题再次提上日程。1979年,中国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正式提出关于解决中国合法席位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在内的大多数人的赞同。同年11月,国际奥委会以通讯表决方式让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投票,结果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于10月25日在日本名古屋作出的有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 
  这一著名的“名古屋决议”指出:中国奧委会在参加奥运会时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同时允许台湾作为我国的一个地方性组织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占有席位,以“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出现。至此,这一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中国足球队首次出征奥运 
  1936年8月1日,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派出100多人的代表团参赛。在预赛阶段时,符保卢闯进了撑竿跳的决赛,为中国人争了口气,而舒鸿更是代表中国人第一次执法篮球比赛的决赛,使中国人在这届比赛中彻底抛弃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是,最令人注目的当属由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容启兆作领队、李惠堂担任中国足球队队长的中国足球队。 
  “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这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流传的一句话。当“亚洲球王”李惠堂作为中国足球队队长,想要带着谭江柏、孙锦顺、冯景祥、李天生及包家平等众足球名将去参加奥运会时,资金成了阻碍他们的一大障碍。 
  1936年时,中国正濒于抗日战争边缘,国民政府的资助迟迟不发,为此,李惠堂他们只得先向印尼华侨借钱,然后乘法国邮船经西贡、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缅甸,到达印度孟买,历时两个多月。 
  在这两个多月中,他们每到一处,就与当地举办一些足球赛,以挣得一些收入来做旅行经费。为了多挣钱,足球队员们克服一切困难,力争场场赢。就这样,他们先后踢了24场球,其中胜21场、平3场的骄人战绩,让当地华侨们欢欣鼓舞,也使当地人对中国足球队刮目相看,苏门答腊的一个君王甚至要求中国运动员担任他们的教练。 
  中国足球队转战六个国家,共赢得二十多万元港币的收入。但是,随后国民党政府却派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代表周家琪来向足球队要钱。这一行为让足球队的很多队员十分气愤,但为顾及那些因没有旅费而滞留上海的中国体育代表队,几次讨论后,足球队给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汇去十多万元港币。之后,他们在孟买与中国代表队会合,前去柏林。 
  1936年7月20日,代表团抵达柏林。但遗憾的是,由于足球队转战东南亚各个国家,队员体力严重透支,在中国对英国的首次抽签比赛中,足球队以02负于英国队。但对于中国同英国的这场比赛,欧洲各地报纸给予了中国足球队一致好评,认为其水平已不亚于欧洲各国,所差的只是体力不如人。 
  在奥运会上遭淘汰后,中国足球队又访问了德国、法国、瑞士、奥地利、荷兰及英国,进行了9场友谊赛。在第一场对德国法兰克福联队的比赛中,中国足球队在30领先的情况下,终以连输8个球而告负。赛后,当德国法兰克福联队得知中国足球队竟没有教练时,非常惊讶地说:“你们没有教练,怎能踢得那么好?你们中国人真聪明!”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足球队与英国业余足球冠军队依士林顿队的比赛。当时,依士林顿业余足球会秘书长的女儿在柏林的奥运会上看了那场比赛,认为虽然中国队以02输了,但其水平非常值得邀请。随后,依士林顿业余足球会秘书长亲自来到法国观看比赛。当时那场比赛中国足球队22与法国足球队踢平,其中的一个凌空球,不仅使法国的足球守门员目瞪口呆,也让依士林顿业余足球会秘书长下定了决心,邀请中国队去英国。 
  到达英国后,中国足球队进行了两场比赛,第一场是对依士林顿队。这个队有4名英国职业球队队员,但中国足球队与依士林顿队22踢平。第二场是对水晶足球队,中国足球队以13告负。事后,英国报纸评论说:“中国足球队踢得很出色。” 
  中国足球队的努力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英国媒体在头版刊登报道,在中国足球队离开伦敦回国前,依士林顿球队设宴欢送他们,伦敦市长及中国大使都出席了宴会。这支首次出征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虽然没有在奥运会上取得奖牌,但他们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这也成为中国足球史上辉煌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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