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高小军先生首届全国武术科学大会讲话中的“武术科技”观 |
| 杭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周伟良 |
在2014年8月7日天津第一届全国武术科学大会的首场大会主报告上，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院长高小军先生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作了题为“彰显武术研究院价值 开创武术科技新局面”的讲话。实事求是说，该讲话的主要内容只是高先生又一个涵盖方方面面的工作报告，原无什么“学术”含量可言，但其中某些提法颇引人注目，尤其是讲话的第三部分，还被记者冠以“切合重点 联系实际 与时俱进科技为武术插上腾飞的翅膀”的标题而摘登于2014年8月28日的《中国体育报》。通读讲话全文，有些地方文句欠通，但意思大致明白，应该是从一个侧面清晰映现了当下高先生本人的“武术科技”观。那么这一“科技”观能否如其自诩的“开创武术科技新局面”或记者赞誉的“为武术插上腾飞的翅膀”呢？因事关当代武术科研的基本问题，故作为一介草民的笔者积极响应高先生在讲话一开始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张，不揣陋识，对其主要论点稍作评述，还望勿以率直为忤，并希冀得到包括高先生在内的武术界各位同仁的批评指正！
一 是“武术科技”还是“武术科研”
高先生的讲话中，“武术科技”是一个比较抢眼的关键词。据本人有限的查阅，“武术科技”一词在高院长2012年2月25日全国武术协会主席和秘书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有提及，其云：“为加强武术科学研究，整合全国武术科技人才资源”。显然，这里所谓的“武术科技”，无疑对应前文的“武术科学研究”，也即通常说的“武术科研”。不过，在此次全国武术科学大会讲话中，“武术科技”一词在高先生讲话中频频出现，如“开创武术科技新局面”、“武术科技应立足于武术实践”等等。那么在武术研究问题上，“武术科技”与“武术科研”到底哪一个词更切合武术研究实际呢？
在人们的日常语境中，“科技”是“科学技术”的缩略语，是指理工科类的自然科学，具有很强的学科属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其主要工作职能是对国家理工科类诸领域研究与创新的管理。武术研究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横跨自然科学类与人文社会科学类的综合性学科，如武术运动的生理生化研究、武术运动的生物力学研究等，属于武术的自然科学类研究，而如武术的史学研究、武术的文化学研究、武术的社会学研究及发展战略研究等，则属于武术的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而在某种意义上，武术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是该学科的理论制高点。因此，就武术的学科性质而言，“武术科技”一词的学科属性绝对涵盖不了武术科研的基本内容。就如高先生讲话中提及的“武术古籍文献的整理”、“弘扬中华武术文化”以及“揭示中华武术发展规律”等，毫无疑问，均属于武术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领域。这方面研究如硬性冠之以“武术科技”，实在有点不伦不类，如讲话中称当前武术“科技成果多是在‘故纸堆’里依靠‘逻辑辩证’的方式产生”，就是一个典型例句。试问：以实验科学为主导的“武术科技”，在方法上是在“故纸堆”里和“逻辑辩证”中产生吗？如这一分析尚可成立，那么就武术研究的整体而言，“武术科研”一词显然要比“武术科技”概括性更强，也更为贴切、规范，不知高先生以为然否？
也许高先生会反驳道：你别鸡蛋里挑骨头，请先看看清楚我用“武术科技”一词的前后语义再下结论。本院长讲话中的“武术科技”，是在提到“创新”、“科技服务”及“立足于武术实践”等这样的情况下使用的，怎么能认为“武术科技”一词不适当呢？诚哉，斯言！但问题是，除了“武术科技”需要创新外，难道有关武术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就不需要创新？“武术科技”能服务于武术实践，而武术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就难以服务于武术实践？难道堂堂国家武术研究院的“价值”也就局限于自然科学类的“武术科技”方面？答案显然不是！那么，执掌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帅印的高小军先生为何如此表述？或许这与他讲话中对当下武术科研成果多出“故纸堆”与“逻辑辩证”的鄙视有关，这也算笔者且作一回“小人”来度高先生的“君子之腹”吧。
二 武术科研需要“故纸堆”与“逻辑辩证”吗
在高院长讲话的第三部分中有这样一段话耐人寻味。为了不致弯曲其原意，兹引录如下：
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当前，很多武术研究者逐渐退离武术场，脱离了实践，科技成果多是在“故纸堆”里依靠“逻辑辩证”的方式产生，“学院职称化”、“闭门造车化”成为武术学术成果的主要生产手段。这样的“创新”只是简单演绎制造的理论，并不是以知识创新产生理论，造成了目前武术科研成果的理论与实践严重分离，使研究成果成为应付职称考评的手段，并不能真正的为武术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文句的有些地方显然欠通顺，但语义不难理解，尤其文中指出的有些著述是为评职称的稻粱谋而写，有些著述是“闭门造车”式的自说自话等现象，正是目前武术学界比较突出的一些通病与顽疾，本人不由为高先生切中时弊的指责暗暗叫好，同时也深切祈望国家级的武术研究院在以后的武术科研中能为净化武术学术风气、提升武术学术品位有所作为。但是，对于其中所谓的当前武术“科技（研）成果多是在‘故纸堆’里依靠‘逻辑辩证’的方式产生”之言，也算厕身武术研究三十多年的笔者则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什么样的武术科研成果如其所说呢？也许高先生的本意是想批评那些参考文献列了一大堆，而又毫无学术见解的东抄西拼之作。但是，这类如同废纸的“武术著述”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成果”吗？那些不符规范的理论陈述或“空空道人”式的疏阔之论能称为是青灯黄卷地查阅了“故纸堆”并进行了深邃的逻辑思辨而得来吗？笔者斗胆恳请这位国家武术研究院院长慎言：不要公然糟蹋武术研究中的“故纸堆”与“逻辑辩证”了，不要将那些貌似五光十色的无根之谈与甘坐冷板凳爬梳“故纸堆”以及进行理性思考的研究著述混为一谈！
在一般语境中，所谓的“故纸堆”，是指古旧书籍与资料；而“逻辑辩证”一词则很少见到，如果笔者没理解错的话，此语当指逻辑思辨讲。在学术活动中，前者就是研究者科研方法中的文献查阅，后者是研究者进行理论分析的必要素养，两者在学术研究中是须臾不可相离的。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的朱学勤教授曾把论述观点要注意形式逻辑，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视为是研究者最为基本的“学术底线”之一，其中极为清楚地表明了理论研究中文献查阅与逻辑思辨的重要性。近代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把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作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的两大基础之一，反观武术学界，其逻辑思维能力并不强，一些著述中往往动辄搬出政要语录作为讨论问题的逻辑前提。曾何几时，某要人一句“武术是体育，又高于体育”曾被多少作者奉为圭臬。至于科研成果多是源自“故纸堆”，似乎更谈不上，放眼望去，如今有几人真正能从材料做起，去“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觅文献典籍？一些貌似高屋建瓴、博古通今之作一旦追根溯源，多为转相稗贩之作，只不过为了掩人耳目，在引文注释上故意将间接的转手材料标注成一种直接引用原著的假象。在目前“只重衣冠不重人”的科研环境里，为历代学者不齿的“终南捷径”已成为通往学术巅峰的通衢大道。于是乎，在武术学界，由上世纪唐豪先生等开创的武术文献整理研究几成绝响，毋怪有时在组织一些较大规模的相关课题研究时，实在难以寻觅到合适人选，只好聘请其他学科专家。借此，我想弱弱地问一声：高院长，在当今武术学界，您能列举出几位真正脚踏实地埋首“故纸堆”的学者吗？
可以说，就目前而言，武术学界对于文献典籍的“故纸堆”及理论上的逻辑思辨是十分欠缺的，尤其在年轻学子中。从上个世纪末国家体委武术院审定的《中国武术段位制理论教程》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中国武术百科全书》，再从传道授业的大学教材到冠以种种名头的获奖成果，其文献史料引用的荒腔走板早为有识之士所诟病。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国家武术研究院院长的高先生竟然将武术研究在“故纸堆”与逻辑思维视为是“造成了目前武术科研成果的理论与实践严重分离”的根本原因，实在不知此结论如何得出？行文至此，本人联想到2011年3月6日高先生在全国武术协会主席和秘书长联席会议上讲话中竟将“越女论剑”冠以书名号，称其为“先秦文献”；并云武术“发展到清朝的咸丰年间，武术文献中出现了‘详推用意终何在？延年益寿不老春’的练武宗旨……随后，出现了“武术是‘制人、育人之术’的概念。”对于众目睽睽下高先生这番“引经据典”式的高谈阔论和历史梳理，笔者在忍俊不禁之余感到：此讲稿若是院长大人自己写的，实在为之叹息，建议其工作之余应稍稍读点书，积累一些必要的学养知识，免得贻笑天下；若是手下代笔的，这位仁兄也忒不负责任了。你想：这样的文稿不光丢了对你信任有加的顶头上司脸，还使挂有“国”字号招牌的武术管理机构蒙羞，实属该当何罪？
从高先生讲话的前后文义分析，其之所以鄙视武术研究沉溺故纸堆及逻辑思辨，主要是因为这样的研究“退离了武术场，脱离了实践”，从而“造成了目前武术科研成果的理论与实践严重分离”。“目前武术科研成果的理论与实践严重分离”的原因是否由钻研故纸堆及逻辑思辨造成，这倒是需要说道说道的。整句表述中，“武术场”与“实践”是关键词。“武术场”一词挺新鲜。什么叫“武术场”呢？高先生没作解释，依本人想来可能是指不同时空条件下武术所呈现的活动样式与活动环境。如果这样，那么“武术场”既有不可重复的历史场景，也有当下的活动身影；既有动态的非物质文化表现，也有相对稳定的物质文化遗存。什么叫“实践”呢？在哲学意义上，实践是指人类自觉自我的一切行为，也即古人讲的“践履”之义。就武术的实践形式而言，武术的技术习练是实践，从事武术人体科学研究是实践，对武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实践，密切关注武术的社会发展是实践，对武术文献典籍的整理研究同样也是实践。如果把“武术实践”仅限于技术层面，这是对该词语义的无知或曲解。笔者承认，武术研究需要研究者对于武术技术的深切体会，因为只有具备了这方面的知识背景，研究者才能在描述、分析武术现象和总结其发展规律时对武术的历史演进及特征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但是，技术习练的体会只是为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知识素养，而学术研究还需要相应的学养基础与种种要求，否则，岂非专业运动员与教练员成了最具“权威”的武术理论家？至于“目前武术科研成果的理论与实践严重分离”的提法，本人也有同感，但其中真正原因，你们武术主管部门认真研究过吗？你们是否放下身段认真阅读过那些有着丰富的文献资料及独立逻辑思考的论著，借鉴其成果？尤其留意那些拒绝和你们唱“同一首歌”的声音？
可以这么说，凡是武术理论的重大问题都离不开文献资料的钩沉与必要的逻辑思考。如前几年与“武术”相关概念的研究，又如高先生讲话中提出的“弘扬中华武术文化”，再如拳种的起源与发展等等，哪一方面离得了文献资料与逻辑思辨？包括高先生近年来一再强调的“武术标准化”及“大武术观”，如其概念成立，同样必须得到文献资料的支撑以及经得起形式逻辑的检验，否则，仅不过是种缺乏学理支撑的“权力语言”！本人坚信：只要是权力语言，就不可能有理论上的生命力，尽管在权力隆盛时可得风得雨左右逢源，但终将随着权力者的退位而灰飞烟灭——这样的场景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还见得少吗？
三 武术科研须“标准化建设”及“在大武术观方针指引下”吗
在武术科研上“坚定不移地推进标准化建设”和武术科研“要在大武术观工作方针指引下”，是高小军先生在讲话最后表露的一个武术科技观点。值得一提的是，其“要在大武术观工作方针指引下”一语在8月28日的《中国体育报》上还被改为“必须在大武术观工作方针指引下”。关于“武术标准化建设”与“大武术观”，可谓是高先生近年来“曲不离口”之论。此论甫经提出，本人还以为是什么武术的理论创新，遗憾的是提出者除了一些豪言壮语外并没有对其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做出必要的理论界定。在本次武术科学大会上，讲话者对于两者的表述依然故我，但明确提出要把武术科研进行“标准化建设”以及武术科研“要在大武术观工作方针指引下”，则可谓是国家武术研究院院长这次讲话的要点。
首先，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武术诸领域能否标准化呢？由于高先生没有对何谓“武术标准化”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所以我们只能基于一般语境来进行讨论。何谓“标准化”？据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指“对重复性的事物和概念，通过制订、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很显然，事物的重复性及标准达到统一是建立“标准化”的两项重要依据。那么武术的诸领域是否是种“重复性的事物”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于武术竞赛规则的制定，可以而且应该做到标准化，因为没有了标准化武术的竞赛就无法进行。但具体到运动员的演练技术是否要标准化，窃以为大可商榷。简单说，如运动员的技术动作因标准化而千人一面，那还有什么技术风格可言？如果再把标准化放大到武术所有领域，那更违背了武术的历史发展规律。我们不妨以太极拳为例：历史上如果都以陈式太极拳为标准的话，还会产生杨式太极拳、武式太极拳等风格各异的诸家太极拳吗？再以陈式太极拳为例，如仅以某种陈式拳架为标准，还会有陈式大架、陈式小架之别吗？太极拳如此，其他拳种又何尝不是如此？至于高先生自2011年全国武术协会主席和秘书长联席会议一直至本次科学大会上一再言及的“没有一定的技术标准，就不可能形成一定的拳种流派”，那是对武术拳种历史成因的凌空蹈虚之论。难道在这位国家武术研究院院长心目中，历史上拳种流派形成的原因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技术标准”？至此，高先生似乎意犹未尽，随后还说：标准是“编制教材的依据，也是进行教学活动的依据。”在本人所接触的教育学理论中，从未见到哪本教育学著述将标准化作为编写教材的依据，相反，因材施教一直是自古以来被广泛认可的教育学原则。上述无中生有的奇谈怪论竟出自国家武术管理者之口，实令人匪夷所思！落实到武术科研，其所谓的标准化更不知从何谈起？试想：类别不一、内容各异的学术研究如何进行整齐划一的标准化？又有哪位（些）“大师”来制定或建立这些标准？
武术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武术之所以能在当代体育科学体系中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而众所周知，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术研究难以标准化，也不应该标准化。正因为这样，所以学术界一再强调学术研究要规范化。可以断言，如果当今武术科研真的一旦实行了可重复的“标准化”，其后果只能造成其理论研究的“千村薜荔”与万马齐喑。因此，本人的观点是：当代武术发展需要的是规范化，而不是标准化。规范化与标准化一字之差，但语意根本不同。
至于武术科研“要在大武术观工作方针指引下”，其本身就透显出强烈的“官本位”色彩。在“官大学问大”的社会环境里，权力者有着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方方面面的话语权。尤其一些迅速蹿红而又自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的长官们，尽管学养有限，但热衷于提一些“概念”，亮一些“观点”，而这些概念、观点除了张大其辞的包装、粉饰外，大多缺乏必要的学理基础。假如此类观点随口说说，其影响有限；但一旦扶摇直上成为理论研究的“主旋律”，权力支配下的课题、论坛、著述、评奖等等就会纷纷跟上——在博得齐刷刷“吾主圣明”的叫好点赞同时，或有人争先恐后地给以种种肯定，或有人殚精竭虑地对此进行“理论”阐发，活生生一幅太极拳“一动无有不动”的现实画面。经过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粉墨装扮后，原为权力者个人心血来潮的提法犹如披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而闪亮登场，在阵阵吹、拉、弹、唱喧闹中，一个指导学界研究的权威性“理论成果”横空出世，凡与此相左者，莫不被视为叛经逆道——近年来自上而下的“大武术观”，便是其中之一。对此，天性愚鲁的吾侪之辈实在搞不明白：武术科研为何必须“要在大武术观工作方针指引下”？如没有这个“指引”能否进行武术科研？事实上，学术研究是项“精神贵族”事业，是一个主体性很强的“求真”过程，它不是利益博弈，更不是家臣事主，而需要研究者本人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张扬一种求真、求实的科学理性，以表达出自己真切的学术主张，这也正是学术的价值所在的。因此，我们的武术研究决不能仰于权力者之鼻息而以此为安身立命之本，成为随曲就伸、进退无据的偃风之草。清初名臣陆陇其曾总结明王朝之天下亡于学术，这对于我们武术学术的世纪之行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警示意义！
言之凿凿地明文规定研究者从事武术科研必须围绕部门管理者的什么命题来做，必须在其什么“方针指引下”来进行，这在近三十多年的当代武术学术史上极为少见，也是不折不扣“武术版”的“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生动体现。在当今“权力通吃”的现实环境中，这种盲目运用国家力量的“武术科技”观，极易使武术科研丧失自己的尊严而沦为权力意志的宣传工具，使本来并不景气的武术学术研究雪上加霜。传统武术要求任何一位志在登堂入室的习武者，都须有种异乎寻常的意志品质，“遇一切外魔挫辱淡然恬然，不介于意，任人之笑骂嘲激，而无动于心，神专志一”，当“外物相诱惑，或来疾疠灾害相侵扰，……必毅力与之抗衡，百折不回，一如平者。”习武如此，做学问亦然。前人有句话说得好，叫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本人愿与天下武术学人共勉！
余论
事实上，辨识高小军先生话语的诸多失当并不需要特别高深的专业理论知识，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包括那些武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衮衮诸公在内的“专家学者”长期闷声失语，更不要说有人去甘当那个“皇帝新衣”故事中讲真话的小孩（最典型的就是眼下最为热闹的“中国武术段位制”）？其实其原因不外乎有三：一是有些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二是有些人由于传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观念的制约，再是有些人除了会随众嗫嚅附议外本身并无点滴学术训练与学识积累。记得几年前山西太原的一次全国武术科研工作会议上，笔者听到有位会议特邀的身居权威学术刊物要职、但对武术科研又懵然无知者口无遮拦的胡言乱语时，先是摇头表示异议，后来实在忍无可忍就拍案而起，怒斥其谬。在讲究“有关系好办事”的今天，本人之所以这样做，无非就是为了维护武术研究的声誉与尊严，容不得那位身份显赫者牛×哄哄的信口雌黄。遗憾的是，当时其他与会者大多数旁顾左右，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也有人指责我火气太大、不够冷静，对会议请来的客人怎么能如此相待等等。但事后又有些人向我私下表示：你对此人的痛斥太好了，说出了其心里话。对此，我不由滋味杂陈而一时语塞，只能默默叹服：您很“成熟”！
在武术科研需要大发展的时代里，我呼吁武术学界应该积极开展实事求是的、符合规范的学术批评——不管你是谁，你的身价有多高，权力有多大，只要其言论涉及到武术的理论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天平上进行公开讨论，可以进行批评。学术批评从本质上讲，是“从学术研究出发，鼓励讨论、批评、回应、再批评，通过良性的循环往复，真伪得以分辨，规范得以确立，观点得以交锋，学术得以提升。”所以，它是学术研究自身的“内部清洁”，是繁荣学术事业的重要动力。在主流学界，学术批评历来得到高度重视。本人深切祈盼武术学界也能尽快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如果这样，一个万紫千红的武术科研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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