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对红拳的一点理解 |
| 马文国 |
一直想写一篇关于红拳的稿子，迟迟没有动笔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自己虽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而且小时候跟乡下的老师学的是陕西红拳，记得有小红拳、大红拳。梅花拳、南阳棍等，但后来多年离开了红拳，有些生疏，生怕说些外行的话，贻人笑柄；二是觉得红拳是一个古老的拳种，如陕西的人不张扬一般，因而多年来蒙在深闺，湮没于关中的黄土文化之中，而实质上，红拳的文化底蕴是深厚的，长安悠久的历史文化又反过来哺乳了红拳这一陕西独有的拳种，使之更显精深。那么作为今天的我，恐怕难以把握这种文化的命脉，使自己的认识游离于这种文化的精神内核之外，那样就事与愿违了。到了最后还是准备写了，因为觉得人虽然在上海，但对于红拳还是有一种天然的情怀在心里，难以割舍，也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展示一个文化的红拳和红拳里蕴涵的文化是一个陕西武术人责无旁贷的。以我对红拳浅显的认识和幼年朦胧的体验，谈几点看法。
红拳的来历目前有几种说法：有人认为它起源于明清时期的秘密结社；有人认为它起源于少林拳；有人认为它发动更早，从秦朝武士的“击皮为鼓”得到启发，而有了今天红拳套路中的“放炮”之说。无论起源于何时，红拳在明清之际得到发展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明王诉《续文献通考》所载之“西家拳”与红拳应该是相吻合的。戚继光的拳经三十二式也多有记载红拳的动作，如“雀地龙”“懒扎衣”(即红拳之“裙拦”)。《清碑类钞·技勇类》亦载有“大小红拳”。对这些史料的钩沉和筛选，我们期待更为深人的研究，但可以肯定，红拳是长安文化的产物。因为西安是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历来帝王将相都把西安视为建邦安国的风水宝地，才有了今天西安诸多的历史遗迹。因为历史上的西安曾多次被确立为首都，因而成为文人墨客的聚集地，也是天下武林英豪的荟萃之处，成为天下各武术流派精英人物展示、交流武艺的一个绝好去处。红拳作为一个拳种，包涵了极为丰富的内容，从功法训练到套路的风格劲力，还有许多简洁实用的排子手，都是红拳在历史上不断与外来流派交流丰富的结果。至今流传在陕西的传奇人物“陕西三三” 的故事是一段值得称颂的武林佳话，有“鹞子高三、饿虎苏三、黑虎邢三”，三位高手在一起相互砥砺、交流，吸收南北各家拳法的长处，整合了陕西红拳，使今天的红拳有了磅礴的体系和鲜明的技术特征。尽管这三位武林先贤的事迹存遗不多，但他们留下的传奇掌故和他们的名字无不令历代拳师肃然起敬。
红拳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式架工整，多直来直往，这一点和陕西人的性格是吻合的。陕西号称“八百里秦川一马平川”，在农业经济时代是难得的沃土良田，也造成了陕西人固守家园、不愿舍离故土的性格。地域的方阔，使得陕西人的思维严谨务实、四平八稳、不事华虚。反映在红拳的文化内涵里，也就有了注重拳架工整、劲力饱满的要求，还有“打人如灯草”般的胆识、豪情与气慨。在我的记忆里，大凡接触过的红拳名家，常常有一句口头禅：“手上的串子，脚上的绊子。”说明了红拳丰富的实战技法，通过“撑斩勾挂，缠拦沾挎”发挥得淋漓尽致。还有红拳的典型招式“接抹捅斩”，是鲜明的直来直往，猛攻硬上，讲求如“斧头破硬柴”一般排山倒海的气势。要形成工整的拳架，红拳有一套完整严密的体系，人门的“十大盘功” 对训练腰腿的柔韧性有很好的作用，而且注重暗劲，强调气息的运行。再到基本套路练习，红拳十分强调“架子”，以“撑补为母” 概括了整个技术规范。但我所理解的“撑”应该是一种劲力，身体内蕴涵了“撑劲”，才会显得气宇轩昂，拳架饱满，遒劲有力。这一要求与王芗斋先生在意拳中讲的“八面张力” 和太极拳的“一身备五弓”是不谋而合的，因为它是整个中国武术流派劲力的根源。
谈到劲力和技击的思想，这是中国武术流派中最富有文化品味的内涵，也是我们喜欢、神往传统武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红拳的劲力，是通过“侧肩换膀、拧腰摆胯”来体现的，这点与其他拳派的劲力可以做一个比较，耐人寻味。例如劈挂拳是通过“含胸拔背、拧腰切胯” 来体现出吞吐开合、猛劈硬挂、搅靠劈重的劲道的。在步法上，红拳强调“迈跤”，即在交手时走偏门，寻找时机发招，与明代唐顺之讲的“你行当面我行傍，你行傍来我直走，倘君恶狠奔当胸，风雷绞炮劈挂手”有契合之处，虽然唐公讲的是劈挂拳的技击之道，但和红拳的许多手法也是十分吻合的。例如，在猛攻硬打上，红拳运用“接抹捅斩”势如破竹；而在巧取智夺的走旁门上，红拳则运用“六合手”“叶子手”等，体现刁钻鬼拿、上惊下取。形意拳则是通过“三体式”而变化出五拳，八卦是在“单换掌”和“双换掌”之间出招，劈挂拳是通过“大跨步”和“串林”来打出“戳指掌”或者“开门炮”等招式。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红拳是一个颇有古意的拳种，在劲力和技击上，它和一些较为古典的拳种相比有统一的一面，但又受陕西文化的影响而自成一家，虽然注重“贼鬼刁拿”，但在外显形式上却受“耍红了”的思想熏染而追求拳架的工整、舒展和溢美。
还有，红拳被称为“软拳”，要求行拳时不用力，这似乎与刚猛迅快的拳风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但经过思考，觉得其中的道理是深厚的，正体现了文化的底蕴。因为长安文化的位蕴是博大宽厚，有沉重的历史积淀，才有了陕西人含蓄的性格，不求外显，信奉“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所以我的理解是，陕西拳师在走拳时多以含蓄的劲道熔铸其中，品味招式之中的妙意与技击之道，如果一味地追求快速凌厉，那么可能会对招式之间的玄机不甚察觉玩味。常常听老拳师们讲“耍拳”“耍场子”，一个“耍”字十分贴切地表露了陕西拳师的心态，陶醉于“耍拳”时拳架的工整，劲力的似有若无，含而不发，这也许是一种武术的境界，是我们今天的人无法体验的。因为陕西的土地肥沃，自然条件颇佳，造就了陕西人悠闲的品性，不温不火，不紧不慢，吃饭细嚼慢咽，因而有了令陕西人割舍不了的羊肉泡。三朋四友坐在一起，慢慢地掰着饼子，然后慢慢地品味。到了拳法的演练上，也就自然成了一种风格，强调“用意不用力”，周身放松，拳架大方工整，落落有致，显示出一种超脱和优越。另外，据我个人认识。“耍拳”和一些武术家所讲的“画拳”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在“画拳”的过程中，更能体味动作的细节和劲力转换，使得动作于细腻之中慢慢渗透劲道，这样日子久了，会在不知不觉中增长功力，演练风格也是于细腻中见粗扩，别有一番韵味。
陕西人常常以卓越的历史文化而自豪，使陕西人性格之中多了豪爽与好客，这样自然而然地影响到红拳之中，形成了红拳文化的一道景观。记得有一次和一个朋友到西安东郊的高桥村去赶庙会，夜宿一位当地的拳师朋友家中。次日，南来北往的朋友都齐聚家中，大家喝酒谈拳，其乐融融，不时有人到院子里耍拳舞刀，俨然是一个乡村武林盛会。大家无论师承门派，不管水平良莠，在酒酣耳热中陶醉于武术带给他们的快感。后来一位朋友给我讲了红拳之中所蕴涵的哲学和做人的道理，很多内容记不清了，但依稀记得他十分详细地讲述了“鹦哥架”这一开势所蕴涵的哲理：做人要顶天立地，兼顾左右，虚怀若谷。朴素而亲切，浅显易懂。我想历代的陕西拳师大抵都秉承了这一文化传统，对弟子口传身授的同时，用身体的语言和人格的魅力向弟子们进行武德的教育熏陶。恩师高西安先生多次饱含深情地回忆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跟随陕西红拳名家杨杰先生习武时，先生在传授他红拳艺业的同时，常常拍着他的脑袋说：“娃呀，做人要言必信，行必果。”这一句朴实的告诫影响了高老师一生，使得他耿直不阿。杨先生有“神腿杨杰”之美誉，注重腿功的训练，高老师一直谨守了老先生的传授，把腰腿的柔韧性训练溶入日常生活之中，以至于开始下场表演一般是不作热身活动的，令很多拳家艳羡不已。高老师在武术上是禀赋颇佳的，根基于红拳的“软功”训练，拳架舒展遭劲，双腿起落韧健，进退法度严谨，这一点也给我深刻的影响，使我受益多年。
红拳的技术范畴体现了陕西的文化特征，即包容性，有帝王之都的气魄。因而红拳的技术内容是相当丰富完善的而且风格迥异。红拳吸收了“山东的打法、河南的跑法、江南的身法、湖北的刁拿”。在器械方面，红拳的根法之中吸收了西北棍法的内容，从条子到鞭杆，使得陕西红拳的棍法内容也显得密集多变，提倡“三分棍，七分枪”，融合了一些流传有绪的枪法技术，这在当代棍术演练趋于“满片花草”的媚俗风气下是值得称颂的。红拳对器械的分类极富有文化品味，讲求“会扎枪的为教师，会缠流星的为把势，会推春秋的能挂帅”。过去，民间社火集市，拳师们“耍场子”时，往往先练一套流星锤，算是“开场”，最后由德高望众的老拳师推一套春秋大刀“收场”。一个“推”字极为形象地渲染了春秋的分量，非江湖轻俗器具，也饱含了人们对练春秋者的敬仰之情。说到流星锤这一器械，现在习练的人是颇为稀少了，因为本身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可能会濒于失传。难能可贵的是我交往多年的一位师友和志强先生，一直坚持操练这种逐渐被人们遗忘的兵器，而且将现代武术的身法、步型和表演技巧纳人其中，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缠绕收放中多了几许轻灵俊逸，在倏忽变幻中也多了几分惊险玄妙，令观者心驰神往。红拳还有一些稀有器械，如大连枷和小连枷，这两种器械都由人们的日常生活器具演变而来，因而显得亲切，也有了关中文化的气息。
红拳的文化是深厚的，我虽然在关中这片热土上生活多年，感受到了关中文化的雄浑壮阔，但对红拳的技术体现和文化内涵的研究还是比较粗浅的。拉拉扯扯写了这么多文字，是自己对红拳文化和文化红拳的一点理解和体验。之所以命名为“文化红拳”，也是我的一个愿望，希望自己能从文化的视角来探讨红拳的历史与发展，因为红拳一旦离开了关中文化的熏染，便不再是陕西人的红拳。作为一种强劲有力的文化，以及负载着这种文化烙印的拳种，从理、法、势几个方面都浸染着关中文化的痕迹，我们必须严守这种文化的血脉，那就是刚健、豁达、真实、宽厚、含蓄、和谐。这种鲜明的文化色彩和特征，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脊梁，将会使红拳这一文化领域的奇葩更显峥嵘，使红本成为长安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一个举足轻重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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